人民网今天爆出了一则消息：广东省司法厅表示正调查招考公务员“打招呼现象”。在一份网上热传的“2008年上半年广东省直属监狱单位招录人民警察笔试、面试总成绩排名”名单中，不仅有所有考生的笔试、面试成绩,还附有哪些考生是谁的亲友，有谁打过招呼等信息。被录取的146名“得中”考生中，有61名是有备注“背景”的（点击此处观看部分名单）。

 

 

从暗箱操作、不登台面，到这次被公布于众，当中国各种考试、录取背后的“走后门”、“打招呼”现象被如此赤裸裸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该愤慨，还是啼笑皆非呢？愤慨的是，这显然是社会不公的表现；而啼笑皆非的是，面对这样的不公，甚至是我们都已暗熟于胸的惯例，我们竟然如此无能为力，甚至都失去了“争辩”的渴望。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哪怕在今天都是有着如此活生生的范例的啊。

 

用“冰山一角”来形容这个事件所暴露出的中国招考舞弊问题恐怕再合适不过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冰山一角”。是让它再次被大雾湮没，等着有朝一日撞毁巨轮，还是驱散烟雾，彻底揭开冰山的真面目。我想，这恐怕不仅仅取决于某几个人的魄力，而是取决于中国的魄力才能为之的东西。

 

 

 

 

就像一些人预料到的和另一些人没有预料到的一样，对四川地震的全民捐款已经产生了它不少的反效果。很多人在第一时间已经通过个人方式捐了款，但是后来又不得不碍于面子地、非出于善心地、被迫地在社区系统、单位系统、党政系统里第二、第三、第四次捐款，他们真的已经“心力”憔悴。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人们用“有色眼镜”看待企业捐款时，企业捐款也沦落为攀比、非自愿割肉等行为。或许你认为网民们在迫使一些企业捐出更多款额方面发挥了监督作用，然而这种监督真的有某种暴力和威逼的色彩，而对于慈善事业来说，这些东西显得格格不入。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今天一些企业、名人捐款的监督这么卖力，是他们根本无法对更高层面的东西完成监督——即对权力予以监督——的一种情绪发泄。企业、名人成了替罪羊。在现代社会中最应该监督的事情，是公权力的私用，也就是是否一些人利用了手中的权力谋私；爱心怎么可以被监督呢？

 

企业完成社会责任有多种形式，捐款、然后上新闻、然后被大肆宣传炒作，这是最懒惰的一种。我们对企业捐款非理智监督的结果，就是把他们都推到这种形式上来，而让他们忽视平时（无灾无难）时的社会责任的履行。这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刚好背道而驰。

 

 

 

今天，马英九完成了“总统”就职演说，一度高度机密的讲话内容，并没有给大陆太大的意外。在12年的时间里，这是最充满善意的一篇就职演讲。

 

民主似乎是近四届台湾领导人演讲中不变的主题。马英九对台湾此次政党轮替的意义概述为：“台湾是全球唯一在中华文化土壤中，顺利完成两次政党轮替的民主范例，是全球华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实验。如果这个政治实验能够成功，我们将对全球华人的民主发展做出史无前例的贡献。”应该说，这个讲法一点没有高攀。马英九所说的行宪重于修宪，完全是回应四年前陈水扁演说中的修宪一议。

 

台湾现在逻辑的核心是，全力拼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才能谈到提高“民主的质量”；而台湾拼经济的核心，就是如何借助大陆的力量。如果说几年以前，大陆是对台湾有较强的诉求——就是不断削弱“台独”势力，不希望看到法理“台独”；现在的局势则有了微妙的变化，台湾至少在这两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出现法理“台独”的局面了，而且台湾也开始对大陆有更强的诉求了——就是希望其能协助台湾的经济复苏。因此，大陆在谈判上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有求于人，这也是为什么马在演说中表现出如此善意的原因。

 

 

 

本周四，在印花税率下调的利好刺激下，中国股市收出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这也是一周之内中国政府出台的第二项针对股市的利好政策，显示出政府明确的救市态度。相比政策本身，政策所透露出的意图毫无疑问是更重要的；就像在6000点时政府发出了从紧货币政策的声音一样，当时正处在牛市的最高潮，只有那些最敏感的投资者才能真正领悟这一声音的信号。

 

在经历了05-07年的天堂和07-08年第一季度的地狱之后，中国股市可以说已经不会再轻易跨入天堂了，当然也没几层更深的地狱可下了，回归人间将是其必然的归宿。天堂和地狱的差别，其实仅仅在于投资者的信心。极端的股市孕育了投资人极端的心理，要么是信心爆棚，忽视一切利空，要么是信心颓萎，恐慌性杀跌隔三差五发生。现在，是回归理性投资的时候了。

 

在这一背景下，谈这两天股市的大涨和横盘是反弹还是反转，似乎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即使它是反弹，大家也不应该过分担心其后的回落幅度；即使它是反转，大家也不应过高估计其可能达到的高度和达到那一高度的时间。股市依旧是一场赌博的游戏，因为你依旧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股市作为一种投资的方式，绝不是买彩票或者会让人输得家破人亡的豪赌，而是一种理性的东西。希望能是这样。

 

 

 

昨天公布的CPI数据显示，3月份我国通胀率为8.3%，这几乎提前宣判了全年4.8%的通胀率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第一季度，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了21%，在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8%的增幅中占了6.8%的比重。有人测算了一下，10万元存款存一年的定期在银行，因为利率远远低于通胀率，年损失将达到6000元。

 

于是，中国的百姓该怎么办？钱一放进银行就开始贬值，似乎只能靠一些投资来保持收益，然而股市、楼市从去年年底就开始进入熊市，尤其是股市，已经在短短的半年间跌了近一半的市值。高通胀+投资受损，百姓的日子可真难过啊！

 

问题在于，中国经济依然在以10%的速度增长着，为什么股票会跌得这么惨呢？有人说是前两年涨得太快了。那么为什么不在当时就出台所谓从紧的货币政策加以及时纠正呢？另一个问题是，谁是前两年牛市的最大受益者，是百姓吗？很难说，因为很多股民是去年5月至10月间才开始入市的，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现在都处在深套之中。事实上，如果我们想想是谁持有了国有上市企业70%的股票，是谁宣布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了这场一泻千里的大跌，又是谁还在执拗地征收着几乎是全世界最贵的双边千分之三的印花税率，我想谁是获利者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近日，一些关于5月1日联合抵制法国超市家乐福的帖子、短信，通过互联网以及手机等媒体广泛传播。我深深地理解其发起者所表达出的爱国热情，但同时我也对其所能达到的效果表示担忧——不是为正面效果是否过小而担忧，而是为负面效果是否过大担忧。

 

其实，我支持在国外的留学生、华人华侨，用这种抵制的方式来表达心声。他们是中国的窗口，他们身处西方，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尺度，因此也能“对症下药”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是，我却不太认为在中国的爱国者们用抵制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绪是最合适的，因为这种感情很容易被西方媒体误读为“在政府煽动下的民族主义”，从而带来新一轮的破坏中国形象的宣传浪潮。这种宣泄情绪的方式还很容易导致过激的行为，譬如我们无法保证抵制的声浪不会最终变成一场打砸的闹剧。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怎样能把自己的声音传达给西方。刘江永教授曾在富士电视台和众多日本专家辩论“毒饺子事件”，他的现场解释和睿智的思维，使其观点被很多日本老百姓接受了。我们是否更应该注意在西方媒体上发表见解，而不是仅只在中国本土做一些“过家家”似的抵制——有时候，这种抵制只能激化矛盾、增加不信任，而这正是一些人渴望见到的，这也对我们期盼已久的和平的奥运会无益。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也众多，但是和全世界比起来，我们的领土还是很小的、人口也还是少的；或许你可以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但是你怎么能抵制全世界呢？

 

 

对一些新闻时事的短评。

 

 

昨天，温总理召开了他的第六次新闻发布会。虽然慷慨激昂、底气十足，但还是在个别问题上出现了记忆卡壳，这是以前总理的招待会没有的。是啊，毕竟温总理老了。

 

今年记者们的提问与往年很大的不同之处是问题高度集中：中国记者的焦点几乎全部在经济、物价等问题上，而所有外国记者的设问都涉及西藏。有些问题相当尖锐，比如路透社的“中方是否打算在奥运会召开之前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有法新社的“我们想知道如果中方对自己所提供的事实真相如此有信心，为什么不允许外国或者独立人士前往西藏？”等等。事实上，从朱镕基总理每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每每能出现经典的语录、睿智的答辩以来，总理与中外记者的这一年一聚会，已经不仅仅是场新闻发布会了，而是展现大国总理风采的“尖峰时刻”，因为所有外国记者都会抓紧这难得的与中国总理见面的机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表面上看，每年外国记者的提问数量越来越大，体现了领导人的自信，也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尊重新闻自由的态度；但我想事情可能恰恰相反。因为与外国记者所提问题直指政府软肋相比，我们中国的记者都在问一些什么问题呢？中央电视台的问题是：“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新华社的问题竟然是：“继续解放思想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现实针对性？”这些问题表面上很重要、很关键，但想来很叫人惭愧的，那就是中国的媒体永远只能像绵羊一样咩咩叫，问着牧羊人“下一步我们该往哪里走呢？”而敢于质疑政府、敢于问政府“为什么要这么走，不那么走？”“你的言行为什么是自相矛盾的？”等等的问题竟然全都是外国人帮我们问的。

 

我想，什么时候才能说中国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呢？那就是在总理的招待会上，我们自己的记者——而不是只有外国记者——敢于挑战敏感话题，直戳政府软肋的时候吧。

 

 

 

那些认为“911”事件只会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人，在听到这则消息之后恐怕会惊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吧。就在上星期，中国成功挫败了一起“东突”分子针对北京新落成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蓄谋已久的袭击，据说其目的是为在北京奥运会时进行更疯狂的恐怖袭击做预演。

 

3月7日，从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南方航空CZ6901航班上发生了这惊险的一幕。一名19岁的维吾尔族少女企图用偷带上机的汽油易拉罐引爆客机。她是在飞机起飞前5、6分钟从快速通道登机的，当时她打开了一瓶矿泉水，喝了两口，随即让安检人员忽视了对她携带的另两罐易拉罐的检查，其实她早已将易拉罐里的饮料通过刺孔换成了汽油。为了掩盖汽油的气味，她还将大量的香水与汽油混在一起。登机后，她企图将易拉罐藏在卫生间，寻找机会再引燃。该卫生间正好靠近飞机的机翼位置，而飞机油箱正好位于机翼下方。然而，当她从飞机洗手间出来时，被乘务人员闻到其身上的气味不对，洗手间门口也有刺鼻的香水混杂汽油的味道。在寻找到易燃物之后，机组人员将该少女和另外一名男子制服，飞机也迫降兰州机场。

 

  

近两天中国西藏的局势（路透社图片）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恐怖主义其实离你我不远。由于民族和宗教差异导致的分裂主义随时都在谋图制造事端，奥运会更是他们不可多得的“机遇”。最近两天，西藏拉萨也在发生暴乱冲突，很多商店被暴力纵火被迫停业。“911”曾让美国人民异常的团结，世贸大楼倒塌后，商店里的国旗大销，每家都主动的挂起了星条旗；我想，南航惊魂虽然是场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但也足以让我们提起200%的注意。从政府到民众，都应该在脑海中拉起反抗恐怖主义的一根弦：政府应出台更多的措施，严格安检，弥补疏漏；而民众则应该支持政府，弥补思想上的疏漏，这是一场涉及全中国人民的战争。

 

 

 

近来，网上爆炒“姜昆提案取缔小剧场，要灭德云社”一事，目前事态的发展是：德云社何云伟、曹云金、高峰、李菁等均在博客上撰文对此事予以抨击，言词激烈，但都未点出姜昆的名号，而是用“著名相声大师”指代；姜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提这个提案，今年自己提了一个关于反对恶搞的提案，而且自己一直觉得德云社的表演非常好；还有人说德云社众多演员同时口诛笔伐此事，有炒作之嫌……

 

因为当事人姜昆的否认，我们无法仅凭德云社众演员的一面之词而对事实真相妄加判断，但这一事件至少可以映照出这样一个社会现实，那就是在各行各业都存在一些能量巨大的权威人士，他们是精英，他们可以翻云覆雨，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德云社众人的评论至少说明他们很在乎姜昆的言论，认为如果姜昆想要整德云社，那德云社真就没好日子过了。

 

其实权威本不应该有什么权力，这个夸赞之词只是说他以前在某领域取得的成绩很重要，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丢失在与该领域的其它人员交流时的一种平等性。中国论功德、排座次的传统使权威具有了真正的权力。而问题在于，由于这种权力并不是公众赋予的，所以它就不会被用来为公众服务，而只会被用来为个人服务。这种权力其实是被一种惯例赋予的，而这种惯例是有着中国式劣根性的。

 

 

 

今日“两会”看点：“大部制”方案出炉，我国开始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尝试。

 

在今年的“两会”上，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方案“大部制”改革备受瞩目。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这是“政府在革自己的命”。他说：“‘大部制’改革是由政府来领导，它改革的对象是政府部门自己，你说这个改革艰巨不艰巨呢？当然艰巨！所以能够有勇气提出这个改革，很了不起……套一句过去的老话，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但是当被问及政府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不是多党制的时候，李校长又委婉否认，他强调：“我们的体制里面始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20年、40年、60年，都是党的领导！”这真是叫人啼笑皆非的自相矛盾！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范围里改革，怎么能说是革自己的命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政府革自己的命，我们只希望它能割去自身的毒瘤，或者把多长出来的“六指”割掉，成为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政府就好了。什么是毒瘤呢？其实不是某些机构，而是某些功能。政府机构改革应该是政府功能改革，完成从审批、命令到规划、服务的转变；前五次机构改革之所以失败，也就是因为部委名称虽然改了，但是这些繁冗的职能还保留着。臃肿的是职能，而不是机构，把机构合并裁减，但职能不裁不减，依旧是个满腹油水的“大肚子”。

 

这次改革没有涉及“大文化部”，可能是考虑到改革要一步一步实验着来，文化系统比较复杂，很难一步到位；但我希望各文化领域应该选派本领域出身的人做领导——比如中国足协就应该找足球系统的人来做主席，不要从别的部门随便调来一个人，搞成一个一切为了他个人政绩服务的瘫痪系统，这样不好。 

 

 

 

 

 

 

从普京被冠以“沙皇”绰号的那一天起，今天的局面似乎已经注定了。外电评论说，普京是个喜欢给人带来惊喜的人，但这一次，他给人带来的惊喜因为太大，以至于让人一点也不感到惊喜。我不知道，是否西方把只有普京的下台才视为一种惊喜，其实，在从帝国时代发展至今的这些国家中，能像蒋经国先生这样主动寻求权力制衡的人有几个呢？我们老一辈的领导人，只要没在政治斗争中被打倒，哪个不是干到去见马克思呢？即使打倒了，也可以再站起来。其实这是帝制国家根深蒂固的一种东西，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所以，当普京一声号令，请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把选票投给梅德维杰夫吧，因为他让我做总理的时候，俄罗斯人民义无反顾地响应着他们的沙皇，当然普京的原话是关于用选票选出俄罗斯的明天之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梅德维杰夫是否真的甘当一个傀儡，即使他全力配合普京，他们的意见难道能保证完全一致？如果不是，那就免不了要出现一些混乱和危机。二、这种选举会不会成为一种范例？当然，我依然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偶然的，因为它完全取决于前一任领导人的超级魅力和能力，这样的人是很少的。

 

 

 

教育部门有意将实行了多年的艺术特长生高考照顾政策进行一些改变。据悉，以后艺术特长生的认定将完全参考其所在集体获得的奖项，而不再考虑特长生个人所获的奖项。此举意在将那些不参加艺术团活动、其艺术特长没有为集体发挥贡献而是完全为了考试加分的特长生排除出照顾名单。对具有书法、绘画这样的完全个人化艺术的特长生，很可能将统一不再予以加分照顾。

 

诚然，在原先艺术特长生照顾政策的指引下，很多学生学习掌握某种艺术特长是相当功利的，他们不仅就是为了那几十分的加分从小开始学习，而且确实平时不参加团体活动，只是在评级考核和特长考试中才拉拉琴。但特长毕竟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一位学生的钢琴独奏可能获得国际大奖，但他所在的艺术团的集体演出却不一定能获得什么奖项，难道他就不应当具备艺术特长生照顾的资格了吗？我想，单凭个人奖项或者单凭集体奖项来评价一个特长生的艺术修为都可能是片面的，综合起来看或许才更加合理吧。

 

此外，我觉得对国画、书法等国粹艺术取消特长生照顾也是不妥的。高考政策对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培养有很强的指导性，如果取消对国粹艺术的照顾政策，那不就等于指导大家不要让孩子学习书法、国画了吗。就目前看，让更多的人接触国粹艺术，哪怕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人传承和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啊。

 

 

 

日前，因对中国处理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问题的态度有所不满，在两次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未果之后，斯皮尔伯格主动辞去了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一职。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斯皮尔伯格的行为是出于私人身份，但他“应该这么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表示：“他近日来发表了个人声明，强调他的一些理由，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表示也感到遗憾。北京奥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筹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我们相信有关的工作还会继续有条不紊的进行。北京奥运会将会是一次成功的奥运会。”

 

我想至少从目前看，北京奥运会是否将是一次成功的奥运会还并不一定，但北京奥运会已经注定将经历国际舆论的洗礼了。这可能也是北京这座城市申办奥运会所无法逃避的命运吧。

 

这里，我不想评论在国际上炒得沸沸扬扬的达尔富尔问题。苏丹对中国有石油资源储备的战略意义，中国是苏丹第一大石油出口国，中国是否干涉了苏丹的国内局势，阻碍了其北部达尔富尔地区的人民要独立的愿望，我没有也不可能掌握确切的资料。但从斯皮尔伯格的辞职中我们不难解读出，西方国家至今依然没有完全脱离冷战思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苏联和美国举行的莫斯科奥运会和洛杉矶奥运会，先后遭到了对方阵营的联合抵制。20多年之后的今天，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举行奥运会的时候，哪怕这个国家已经相当融入国际体系了，西方社会依然要抛出各种带有抵制情绪的议题，这不能不让人发出慨叹：文化、信仰和体制上的异类，无论它做什么，都是极难被真正认同的。

 

 

坏消息连连，北京奥运会被西方社会推向政治化边缘 

 

 

5年以前的“非典”，拷问了中国公共信息的透明度问题，而今年突如其来的这场已造成7000万人受灾的暴风雪，又拷问了什么呢？

 

 

 

事实上，除了南方各省市相对薄弱的抗雪灾意识和能力外，伴随这次雪灾而来的电力灾害和运输灾害似乎更值得深省。近些年，随着电煤和石油等资源价格的飞涨，改制后的国企纷纷选择减少供应以避免亏损，并不是发电机组发不出那么多电，而是电网企业不愿承担由于成本增加而带来的那部分利润下降。“红网”文章质问说，制造短缺的为何全都是垄断行业？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进入产品过剩时代，产品短缺现象只发生在实行行政性行业垄断的国有企业，如电力、铁路、石油等部门。尤其是电力部门，不但经常出现短缺，而且每隔几年都会出现大面积蔓延的电荒，造成严重的全国性生产事故。之所以保留了电力、铁路、石油等行政性垄断企业，主要是为了预防短缺、保障供应，不料却适得其反。我们有些理由相信，即使公共服务与垄断牟利之间的矛盾不能一下子解除，这一日益深刻的问题也将引起有关当局的关注。

 

此外，在这次雪灾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另一个现象，那就是道路不通但信息通。在北方的我们能随时通过网络了解南方雪情的最新状况；受灾的群众也能通过手机等媒体向家里汇报情况，避免家人盲目担心。这或许也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一种福利吧。

 

 

 

特别关注：在刚刚结束的2008年澳网混双比赛中，我国选手孙甜甜和塞尔维亚选手泽蒙季奇搭档，获得了冠军！这也是孙甜甜获得的首个大满贯赛事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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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被世界银行提名为首席经济学家的消息不胫而走，随即引起了中国媒体的普遍关注。虽然这项任命还要经过世银理事会的通过，林毅夫本人也低调回应此事称“还要确认”，但中国的经济学界似乎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了。中国经济学家从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称号也从未旁落欧美学者之外，不过这一次，中国的经济学学者看来要在国际上抖擞精神了——看，这件事从一开始已经被掺入了相当浓郁的民族情绪了。

 

即使林毅夫真的成为了世银首席经济学家，难道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扬眉吐气、从此翻身出头了吗？我们应该看到，林毅夫的经济学修行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完成的，他是地地道道的海归学者，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均是沿袭西方一脉，即使真的学有建树，也是用西方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学者依然难以掌握真正的学术话语权。林毅夫的提名，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世界银行对开发中国与新兴国家的战略选择，虽然首席经济学家在世银制定研究计划和发展方向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只是世银在战略决策中的一个战术决定而已。

 

当然，林毅夫本身有着丰富的学术经验，他所引领的“新农村”理论建设，已经成功地影响了决策和实践。按照林毅夫的话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既包含了过去“三农”政策所强调的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内容，同时也包含了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内容。从扶贫中国，到扶贫世界，希望林毅夫能走得更远。

 

 

1月23日晚8点48分，从北京开往青岛的动车组D59次列车在安丘撞死18名当时正在铁路上作业的劳工，另有9人受伤。

 

近来，全国铁路运营受到了广泛关注：春运形势不容乐观，出现了“提刀买票”、因断电欠压而使电力机车无法运行旅客大量滞留等问题；此外大面积的雪情造成南方供电系统紧张，电煤运不过来，部分发电厂存煤仅供再发四天电，广东已发布动员令不计成本保证供电；这次动车组撞死劳工事件无疑让全国铁路运营雪上加霜，形势更加严峻。

 

虽然这次的事故有劳工违规操作，未在预定时间内作业之缘故，但铁路局下属承包商未对所雇劳工进行铁路运输安全教育，显然是更深层次的动因。中铁十六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违规操作的劳工并非是中铁员工，但他们被承包商雇佣在铁路上实施作业，难道中铁就没有培训不到位、安全教育不周的责任吗？动车组列车在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其掀起的气流可达到8级大风的程度，工人即使没有被直接撞到，也极有可能被风卷起撞到列车上，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告知这些劳工呢？

 

此外，这一事件的媒体报道也是颇耐人寻味的：23日发生的事故，25日新华社才予以披露，不知在一天多的时间里这条新闻到底经过了几层审批。

 

 

 

从2007年秋季入学开始，根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办法规定，中学男生只要1000米（女生800米）考试不及格，不管其他体育项目成绩如何优秀，其该学年的体质健康成绩最高只能记为59分，并不得参加“三好学生”的评选。此成绩不仅要按等级列入中学生档案(含电子档案)，而且还要作为学生毕业、升学的重要依据。对体育不合格的学生，首次没有了评选“三好学生”的机会。另外，毕业时，体育考试经补考仍不合格者，只发结业证书，不得报考高一级学校；一个班的体育合格率，也第一次作为评先进集体的条件之一。

 

可能每个过来人都对初高中跑长跑的经历记忆犹新，小小的身体经过耐力极限的磨砺的那种感觉，是一种苦涩的滋味，但也的确有一种让自己的心肺大幅运动的快感。耐力是人身体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它应不应该有“一票否决权”的地位，这值得商榷。难道耐力不好，体育成绩就得不及格，甚至就没有资格读大学了？

 

从年龄角度讲，大学阶段人的体质应该是最好的阶段，但实际上中国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不好，很多人整天读书、玩游戏，身体素质反倒下降了不少。像清华这样每学期设立体育课，对三千米、引体向上等成绩要求严格的大学太少了。有关方面设立这样的规定，是希望能从中学生的体育锻炼抓起，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不是耐力好了，学生到了大学体质就不会下降了呢？我想关键不在于中学时某些指标是否达标，而在于是否养成了锻炼的习惯。比如，如果规定每个中学生必须至少掌握一项能持久坚持的体育项目，像篮球、足球、游泳、长跑、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等等，这让他们能很好的把通过这项运动健身的习惯保持下去。毕竟，耐力是难于保持的，而习惯是可以保持的。

 

 

 

近日，一项商讨了两年多时间的新国家标准出炉，今后以小麦粉为原料的商品馒头将有自己的国家标准。标准从感观、检测方法、检测依据、包装等多方面对馒头进行了规定，比如：在感官方面标准要求馒头必须是圆形，形态完整和美观，没有褶皱、斑点，气味有小麦香；此外馒头的体积不能太小，1克面粉体积最低限度必须超过1.7毫升，小于这个体积的馒头就不合格；馒头水分有最高限量要求，要小于等于45%等等。

 

 

 

很多网友说这个标准让人啼笑皆非，“从来没听说过馒头还要统一标准”；一些馒头商贩也认为该标准过于苛刻，“我这馒头圆的和方的做法一样，难道方的就不能叫馒头了？”诚然，馒头的国标看上去的确是多此一举，不仅可能影响了很多人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还可能埋没很多的创意，但我觉得这个国标还是有它的意义的。

 

其实馒头的国标并非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它只是规定了一个“标准的馒头”应该是什么样，却没有说所有的馒头必须都是这个样。显然，这个国标是为了越来越主流的大批量生产的速冻馒头而制定的，国标存在的意义也就在于应付现代化大规模的生产环境，而不是为了应对传统小作坊特色的生产环境的。一颗螺丝钉，它的内径、外径、螺纹间距等必须有一定规范才能和螺母配合使用，同样地，如果馒头生产厂家在每个馒头上偷工减料，那对消费者也是一种欺骗。在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迈进的时候，中国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家标准，这可能是一种体系的完善。

 

 

 

 

胡锦涛主席今年的新年贺词充满新意，和前两年如出一辙的贺词相比，有不少提法的改变都颇引人深思。这也是调酒房连续第三年在元旦评论胡主席的新年贺词。

 

 

 

贺词在第二段照例评述了2007年中国的重大事件，其中当然着力强调了党的十七大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而在第三段，介绍2008年的全局规划和重大意义的时候，胡主席用了很多新的表述，如：将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具体化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种具体化表明政府在今年的几大民生问题重点，即教育、劳动保障、医疗和住房等等。再比如：在07年弱化了对台海问题的表述语气，删去了“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的字句之后，今年又加强了表述，增加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句，这种减而复增表明了大陆对台湾问题在08年的局势还是有不少的担忧的。

 

在阐述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政策的时候，胡主席一改往年陈旧的表述“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而转为“国际形势总体上保持稳定”，这可谓是个在基调确定上的重大变化，它表明了中国政府已经自信在新的国际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发展方向。在谈到国外各种战争、灾祸的时候，胡主席也用了“深深挂念”这样的字眼，体现出一种更真挚的关怀之情，表现了一种大国负责任的形象。

 

胡锦涛还在贺词中强调了明年中国的两件大事，一是改革开放30周年，二是奥运会。事实上，在不知不觉之中，奥运之年真的到来了，让我们也一同分享这份光荣和责任，在新的一年里有所成长吧！

 

 

 

越来越多关于伦理的反思在社会中涌现，这确实是一种进步。虽然人类的安乐死问题在中国始终是一个争议话题，但在猪等牲畜的安乐死问题上我们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今天，河南省成为我国第一个“人道屠宰”试点省份，今后在河南省的猪，都将享受人道的屠宰——这其中主要的两个原则就是让猪在无知觉中被宰杀，并且避免其它猪看到同类被宰杀的惨状。

 

人的安乐死为什么在中国迟迟得不到共识呢？一，这可能给某些蓄意谋杀带来机会；二，这违反一个伦理，就是即使他再痛苦，他也是一个活着的人，其他人无权剥夺他的生命。对于猪们来说，这两点都不存在，没有人会去谋杀一头猪，而人类剥夺一头自己圈养的猪的生命也是天经地义的。

 

有网友说所谓“人道”不过是个虚伪的幌子，再怎么“人道”最后不还是把猪给宰了？我觉得这并不是人类是否虚伪的问题，而还是一些伦理问题，即人类究竟有没有权力去处置一头猪的生命、一头野猪和一头圈养的猪一样吗等等。这些问题或许是像人类安乐死一样是充满争议的。但无论是否有这样的权力，人类能提出诸如“人道屠宰”这样的话题，本身就是一种野性的收敛——这种收敛是与人类文明的方向相一致的。